总站 | [切换城市]
中国正在接近“低欲望社会”
日期:2019-09-21 浏览
一个亲戚的孩子,男性,三十多岁了,不愿意结婚。他在某省会城市工作,收入不高,父亲早逝,母亲有退休金,身体也还不错。我偶尔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毕竟他是家里的独苗,他都笑笑,不做回应。说起收入,他说“够用”,他家两套房,一套出租,一套自住,其实也不算富裕,但他似乎完全没有向上的动力。

五六年以前,我在前单位带过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很聪明,也有想法,但是对买房、结婚也是毫无兴趣。他的父亲是上市公司高管,他家在深圳也有两三套房。

这些是个案吗?

从去年民政部公布的“31年中国人婚姻数据”可以看出,年轻人结婚率连续多年下降,江苏的平均初婚年龄更是高达34.2岁,而离婚率则在逐年走高。

“丧文化”、“佛系”在年轻人中流行了一段时间了,我们似乎正在逼近“低欲望社会”。

01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写过一本书《低欲望社会》,核心是: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

他认为的“低欲望社会”是指:

1.年轻人不愿意背负风险,渴望安逸,不像从前那个时代愿意独立购屋,背负百万的房贷。2.少子化,人口持续减少、人力不足;另一方面,又面临人口超高龄化的问题。3.丧失物欲、成功欲的时代:对于"拥有物质"毫无欲望,随便吃个一、两餐就能活下来的社会,"出人头地的欲望"也比先前降低不少。4.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撒再多钱也无法改善经济。

对比一下中国社会的现实,还没有完全符合“低欲望社会”的定义,但是少子化以及高龄化已经出现了,消费的信心也确实不如以前。

几天前,贵阳取消摇号购车,其背景就是今年以来汽车行业的销售一直萎靡不振。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13.2万辆和1232.3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3.7%和12.4%。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997.8万辆和1012.7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5.8%和14%。

人们为什么不买车了?

首先是该买的都买的差不多了,中国汽车业经历过较长时间的突飞猛进的阶段。人口下降,买车的需求也就失去增长的动力。一线城市中,上海、北京已经深陷老龄化的泥沼。

经济进入复杂阶段,人们的收入出现猛烈变化,不少人被裁员、减薪。

沉重的房贷让买车成为部分收入不高的家庭首先放弃的选项。

不仅仅是汽车行业面临困境,很多相对传统的行业都面临困境,几乎所有的行业尤其是消费品公司都可以用以上四条解释当下的困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减少欲望,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和心理调适。

中国的经济进入了调整期,也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家进入了茫然状态。

02

中国正在进入“低欲望社会”吗?没,只是接近。你看看那些跃跃欲试的炒房客就知道,中国距离“低欲望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中国有进入“低欲望社会”的风险吗?是的,你看看那些工作起来无精打采的年轻人就知道,麻烦大了。

大前研一在痛批日本过于保守的移民政策时,特别提到了移民的“鲶鱼效应”,他认为正是因为日本的移民政策过于保守,导致日本社会人气衰微。

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城乡以及城际之间的流动,以中国的体量之大,很多年来,大城市都是为人口增量过多而发愁,但是近两年来,所有的一二线城市都开始“抢人”,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城市都不想掉入“低欲望社会”的陷阱,能抢多少鲶鱼就抢多少。

决策者们很清楚“低欲望社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口不增长,创新停滞不前,经济增长乏力……

年轻人要么家里有几套房,不需要奋斗,要么压根买不起房,也不想奋斗,何况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东亚国家的某种宿命似乎开始出现:大城市膨胀、中小城市衰败、老龄化、利益对立、阶层固化……大前研一希望通过教育的改变来解决日本的问题,但是“大一统”的日本教育似乎积重难返————追求标准答案,追求标准制,使得很多“奇怪”想法和天才少年被扼杀。所以,大前研一要不停感叹美日之间的活力差距。

以日本社会之保守,移民政策的大转变也是遥遥无期。

大前研一又寄希望于地方政府能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当然也是无疾而终。

大前研一痛斥日本的税制对富人太不公平,遗产税太高,所以富人纷纷出逃。

原因虽然纷繁复杂,在我看来就是一点:年轻人被捆得太死,束缚得太厉害,他们一生下来就被告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然后就可以买房还房贷,这样的人生太过模式化,了无生趣。再加之这一代日本年轻人已经没有生存压力,他们只需要很少的钱就可以在便利店吃一两餐,不至于挨饿,所以干脆就放弃“撞击天花板”的努力。

中国的年轻人也走在类似的道路上,值得警惕。

日本已经到了什么阶段?社会缺乏活力。

03

中国如何避免掉入“低欲望社会”的陷阱?

首先是要彻底灭杀炒房暴富的可能性,这一点正在执行中。如果炒房可以致富,当然没有折腾的动力。

其次是要对企业继续大减税,虽然此前已经有过减税动作,但是幅度还是不够,中国企业的税负之重依然在世界前列。2016年,玻璃大王、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在谈及制造业成本高时感慨,中国税负比美国高很多。根据世界银行在当年的最新排名,中国总税率高达68%,位列世界第12,对此,各方的评论不一,不过,中国企业总体税费负担重则是不争的事实。税负太重,企业没有继续投资的动力。

再次是要继续大幅度降低个税的税率,目前个税的税率还是太高,“CEC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有专文提到:“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薪收入税率最高45%,远高于越南、波兰,甚至较美国还高。

现实中,被课以高税率的高收入群体多为企业需要的高端人才,这恰是我们创新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最为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许多企业为引进高级人才不得不选择成立香港公司或者在西藏设立公司来发放薪酬以规避如此高税率的个人工薪所得税。

名义上,我们承担了工薪高税率,实际上却并未实现政策的初衷”。税负太重,高级人才不想来服务。

教育大改革势在必行。中国需要两类人才:具有创造思维的乔布斯式的人才,具有工匠精神的德国式技术工人。那么,应该怎么改,方向就很清晰了。

高考是指挥棒,是否可以放更多的自主招生权给私立大学?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出色,是否可以从中学习精华?

继续压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因为前述两项减税已经养不起这么多人。

尽快开征房地产税,包括对并非在本小区居住但是一次性买几十个车位的投资者开征特别税,中国不能和日本一样,过若干年,老龄者和超高龄者手中握有大量房产,但是年轻人完全无法买房。

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归地方所有,用于地方的教育、医疗以及养老院等公共设施,谁交税谁受益。

总之,打破“低欲望社会”的魔咒就是要告诉年轻人:奋斗和不奋斗完全不一样,房子不是你奋斗途中的拦路虎。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需要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税收制度、营商环境、税务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大提速、大升级,中国人最能吃苦,以勤劳智慧著称,本来就有极大的概率跳过“低欲望社会”的陷阱,这个时候需要极大的勇气去推动改革,才能最终达成目标。


转载自《抱朴经济》